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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大儒杨学可与 红阳“清风村”

          关键词:红阳、杨学可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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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青白江区红阳街道(原为华严乡)以前有个清风村(今为红锋村)。之所以叫清风村,是因为这里以前有座古墓,墓主为明朝人杨学可,号“清风先生”,故墓称“清风墓”,墓前之碑也被乡人俗称“清风碑”。1966  7  14 日,因破“四旧”碑和墓被村上派人砸毁。这在《青白江区志》“大事记”中有记载。

           

          说到这个杨学可,在历史上却非同小可。他生于元末,延至明朝,为一代大儒。本名敏,字学可,人号“清风先生”。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到成都就藩为蜀王(蜀献王),崇儒重道,拜了两个人为其世子老师,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方孝孺,另一个就是这位杨学可。蜀献王朱椿还赠给杨学可一副对联:“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此为中国楹联史上的名联,“清风先生”的大名也从此被历史记住。杨学可还写了一部史著《明氏实录》,是研究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最重要的史料。

          一代大儒  隐于乡间

           

          杨学可从祖上起就世居今青白江区红阳街道红锋村,不过那时不叫红阳,而叫华严,辖属的县也不是青白江区,而是新都(青白江于 1960 年才建区)。杨氏先祖为汉代著名的“清白吏”关西夫子杨震。到了杨学可父亲这一代,虽世代书香,博学鸿儒,但因逢乱世,却不愿为官,隐于乡间,史称其“有隐徳,弗仕,惟读书敎子,乡闾称为善士”。

           

          受父亲熏陶,杨学可从小就好读书,还是小儿时就喜读《论语》和《孟子》。稍大就学,从元朝大儒杜圭为师,专攻《诗经》《尚书》《春秋》三书。学成后逢元末乱世,各地起义烽烟不断。于是,他避居云南昆明。昆明的士子听说博学的杨先生到来,争相延请他去讲学,传授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他知识渊博,为整个昆明的名公贵人所敬重。但终归是异乡,不久还是回到了四川。

           

          没料到回到家乡(在今青白江区红阳街道),元末的一支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已从徐寿辉领导下的红巾军自立,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并攻下成都,正是强盛时。明玉珍听闻杨学可的大名,礼聘他当大夏政权国子监助教。但杨学可和他父亲一样为一代隐士,对当官不感兴趣,“辞不就职”。逼迫之下,杨学可“坚以抱疾杜门自守”。

           

          蜀王敬重  名联传世

           

          大夏政权被明军灭掉后,杨学可受朱元璋诏请,不得已赶赴京城,最后仍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不当官。杨学可回到家乡后,继续从事教书工作,很受读书人追捧,“执经座下者无虚日”。杨学可因材施教,这些学生都很有造就,“由是先生之师道益彰彰于远近矣”。

           

          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到成都就藩为蜀王(蜀献王)。蜀王“崇儒重道”,非常敬读书人,比如他曾请道德文章堪称明代第一的大儒方孝孺为他世子的老师。他敬仰杨学可的人品学问,认为他是读书人的榜样,不仅待他礼节周全,还在城北的驷马桥给他赏赐了 80 亩田地。并特书“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一十四字,列于先生之门。

           

          “题柱客”,是一个典故,出自《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汉朝司马相如初离蜀地奔赴长安时,发誓衣锦还乡,在城北升仙桥桥柱上题句,表达志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来以“题柱客”指代誓志求取功名荣显之士,升仙桥自后也叫驷马桥。朱椿这幅对联,上联把杨学可比作题柱的文豪司马相如,下联赞扬杨学可高风亮节,始终保持读书人不图富贵、啸傲风月的坦荡襟怀。从此,那些士子及学者都称杨学可为“清风先生”。而这副对联,也因为彰显了蜀地“好文雅”的好学之风和崇儒重道的传统风尚而成为中国楹联史上的名联。

          名士拜访  留下传记

           

          明永乐七年(1409)冬十一月,一个叫刘惟德的官员奉朝廷之命来蜀办事,途经今青白江区红阳街道红锋村杨学可宅第,因久闻蜀王题赠“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对联之事,专门叩门拜访杨学可先生。据刘惟德记述,“入门,则喜松竹满园,芳菲绕蹊,有隐者之趣焉;升堂,则喜诗书盈案,琴瑟在前,有长者之风焉”。宾主坐定,刘惟德和杨学可交谈,仅仅交谈几句话,刘惟德就观察到杨学可“亹亹乎经史,雍雍乎礼让”,难怪他的弟子尊称他为清风先生,“不诬矣”。

           

          刘惟德离开杨宅回到住处后,提笔撰写了一篇《清风先生传》,记录下了杨学可的事迹及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认为他的修养品行完全可以与晋代陶渊明比美:“晋征士陶潜居柴桑里,于夏月高卧北牕,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杨学可)先生居精舍,子孙娱老,师生论道,清风徐来,焚香静坐,陶然为尧舜之民,视潜无愧矣。”

           

          提笔撰史  名传后世

           

          刘惟德与杨学可为同时代人,所写《清风先生传》对我们现在了解杨学可其人很有价值意义。但因为行色匆匆,他却漏记了杨学可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那就是杨学可所著专记元末起义领袖明玉珍和儿子明昇事迹以及大夏政权兴亡历史的史著《明氏实录》。

          由于有亲身经历,杨学可对明玉珍及大夏国有较多了解,而且记述比较客观,使《明氏实录》成为研究明玉珍及其大夏国的珍贵资料。清代《四库全书》评价《明氏实录》:“是书所述,虽不无溢美,而序次颇详,亦足与正史相参考。”

           

          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明氏实录》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

           

          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

          的这一错误,并说“明三为是”。

           

          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杨学可所著《明氏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

           

          此外,《明氏实录》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加之杨学可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明氏实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和意义。而这样一位史学大家、历史名人,就是我们青白江人,去世后也落叶归于我们青白江区,不能不说是我们青白江人的骄傲和荣幸。

           

          后记

           

          杨学可去世后,归葬于家乡今青白江区红阳街道(原为华严乡)红锋村。红锋村原名清风村,明代最初叫太平桥,以后因杨学可才叫清风村。其墓被乡人称为“清风墓”,一直保存到 1966  7  14 日才被毁坏,存约500 多年。墓前之碑被称为“清风碑”,为杨学可五世孙杨龙等于明嘉靖丁巳年 ( 公元 1557  ) 所立,也保存了 400 多年。

           

          其实杨学可后人早在清道光年间就迁居他乡,不知所踪。但几百年来当地人对这位“清风先生”爱戴有加,在杨学可去世约 400 年后的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在没有杨氏后人的情况下,乡邻温德焕、黎诗秀、王世昌等在知县张奉书的召集下就筹议为“清风先生”墓培修并外加圈埂、内设拜台,三位乡邻还各让出自己的空地,种植松柏百株。“清风先生”的遗风,延绵不绝。据《青白江区志》记载,虽杨学可墓及碑在1966年就被毁,但到 1990 年代,华严乡红锋村还有“清风碑”的地名。

          清风先生传

           

            刘惟德

           

          先生姓杨,名学可。其先世居蜀之新都邑,相传为关西夫子杨震之后。至处士某,其裔也。有隐徳,弗仕,惟读书敎子,乡闾称为善士。先生,其子也,自丱角,好《语》《孟》书。既长就学,从乡先生某受《诗》《书》《春秋》。三经学既通,丁元季世,海内震动,四郊多垒。先生知蜀不能居,乃遁入云南之昆明邑。昆明士君子闻先生来,争设臯比席以延之。先生讲论六经,开陈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且谓帝王自有真,不可僭窃,以取荼毒。由是名公贵人闻先生之言,皆守其分,大夫士服先生之训,咸知其义。故多敬事先生,而心实忌之。先生亦知西南夷不可齐以礼,又不可屈己以从夷俗,寻归西蜀。遭遇明氏强盛,以国子助敎逼之。先生辞不就职,至以法挟之,先生坚以抱疾杜门自守。

           

          逮乎圣朝混一海宇,先生与故官宿儒计偕赴京师,诉老疾,辞归蜀。蜀之士知先生道学之明,执经座下者无虚日。先生随其才而敎之,皆有造就。由是先生之师道益彰彰于逺近矣。未几,蜀邸就封,崇儒重道,乃召先生为蜀中士子矜式。士子多跻显官,尽忠相国。王知先生有徳,赐田宅于国之大安门外、驷马桥北,俾先生有终身之乐;特书“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一十四字,列于先生之门。士子从学者皆称为“清风先生”云。吴郡顾禄篆书“清风精舍”扁于室,且为文以记。大夫士歌诗褒美。

           

          永乐七年冬十一月,余奉使来蜀,道经其门,得拜先生函丈前。入门,则喜松竹满园,芳菲绕蹊,有隐者之趣焉;升堂,则喜诗书盈案,琴瑟在前,有长者之风焉。又爱温如昆山片玉者仲子也,秀若桂林一枝者季子也,茂似芝兰玉树者众孙也,贵如瑚琏圭璧者诸生也。先生坐定,畧见辞色,亹亹乎经史,雍雍乎礼让。余益喜而敬,曰:先生少时奔迸遐方,先难也,命也;暮年遭遇贤王,锡养老厚恩,后获也,命也。于是乎先生之清风逺矣,高节遂矣!宜夫门弟子以清风先生称之,不诬矣。作清风先生传。

           

          刘生曰:晋征士陶潜居柴桑里,于夏月高卧北牕,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先生居精舍,子孙娱老,师生论道,清风徐来,焚香静坐,陶然为尧舜之民,视潜无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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